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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中的“生物技术”曾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以下简称福山）印象深刻：波坎诺夫斯基程序（Bokanovskification），一种不在子宫而在今天所说的“试管”中孵化婴儿的方式；药物“索玛”（Soma）能给人即刻的欢欣；感官器（Feelies）里植入电极模拟情感；通过不断的潜意识重复修正行为，一旦失灵，就应用各种人工荷尔蒙，所有这些使该书弥漫着令人格外不寒而栗的氛围。

赫胥黎如果能活到现在，他会惊讶于人类后来的科技进步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他小说中的种种想象和预设。基因编辑婴儿、基因工程改造的动物器官向人体的移植、脑机接口等等正在从“异想天开”变成现实。

最近，谷歌公司突然宣布，谷歌最新人工智能AlphaFold在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中击败了所有对手，成功根据基因序列预测了生命基本分子——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谷歌宣称：上帝的密码防线正逐渐崩溃！对此，有分析惊呼，当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相结合，人类将进入一个风高浪急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借助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人类将能重塑一些组织和器官，可以添加缺少的基因片段，删除不良的基因片段，帮助人类远离疾病和衰老。

“美丽新世界”正在从科幻变成现实，这也令福山在21世纪初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终结论”。2002年，在他提出“历史终结论”13年后，他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颠覆了自己之前的看法，认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承认，当初的“历史终结论”并不牢靠，自由民主制未来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严重的挑战则来自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物技术革命。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译者: 陈高华

出版时间: 2014-9

“福山主义”下的科技命题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那样一经面世就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核心描述的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最终的平衡状态和稳定状态。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譕i觩ek）称其为“福山主义”。

现在回头看，冷战结束时出现的这种“历史终结论”多少是一种武断的想象。2014年，福山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新版序时承认，“在1989年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在雾里看花。”

这些“雾里看花”除了表现在政治领域，也表现在对科技进步的理解上。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信息技术以及其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于技术异化的恐惧还不像今天这样显著。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描述作为不断进步的历史运转机制时，把现代技术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上。福山评价说：“科学方法的发现令历史有了之前和之后时期这样一个基本的、非循环的区分。而且它一旦被发现，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不断展开，就为解释后来的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机制。”

人类十八、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历史让他注意到技术的不同层面，一方面，技术变革的加速帮助欧洲列强征服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技术传播则又使得第三世纪国家在20世纪重获自主权和国家发展。“无论人是否在意，现代自然科学都把自身强加于人：绝大多数国家若想保持民族自治，就无法排斥现代性的技术理性主义。”

而在论述他的“历史具有方向性”这一命题时，他最终想表明的是，历史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朝着一个前后连贯的单一方向前进。

在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之后，他却提出了一连串设问：如果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导致了方向性的历史，那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不去发明它吗？可以不让科学方法在支配我们的生活吗？工业化的社会有可能返回到前现代的、前科学的社会吗？总之，历史的方向性是可逆转的吗？

福山努力证明抛弃科学技术是错误的，为此，他还引用了乔治·米勒导演的电影《冲锋飞车队》来告诉人们一旦回到前科学时代是多么可怕。他还把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霍梅尼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归为反技术主义同类，他们的共性是对技术和合理化社会的有意排斥。

在让—雅克·卢梭那里，福山找到了现代极端环境主义的理论源头。福山认为，卢梭是第一个质疑历史“进步”之善的现代哲学家。卢梭坚持历史的变化只会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人要有可能得到幸福，就必须从现代技术的单调工作及其创造的需要的无限循环中摆脱出来，恢复自然人的某种完整性。